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都是羞于谈钱的，认为一谈钱，便“俗”。所以，才有《世说新语》中的“阿堵物”之说。
《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视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王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琅琊望族。这样的家族，家中自是有钱（“以钱绕床”），所以，可以不谈钱，可以对钱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举却阿堵物”（拿掉这个东西）。
其实，本质上他真的不喜欢钱吗？恐怕未必。假若他也像一些贫家儿女那样，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就不会“举却阿堵物”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眼人会明白，王夷甫的这一举动，本质上实在是西晋士人的一种虚伪，而且还是一种“大伪”。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化人之间，讳于谈钱的人大有人在。至于明言自己喜欢钱的人，那就少之又少了。
不过，也并非绝对没有，只是凤毛麟角罢了。而明人王思任，就是其中之一。
张岱《王季重先生像赞》写王季重：“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
王季重，名思任，“季重”是其字，明代文学家。嗜文，嗜弈，善戏谑，多智多能，才情烂漫。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文学家，却毫不讳言自己喜欢钱，甚至于嗜钱成“癖”。他挣钱的渠道，亦多多，除了官俸、田产的收入外，他还喜欢给人写墓词，谀辞多多，以赚取“润笔”，而且，此项收入颇丰。
张岱评价王季重，将其“嗜钱”与“嗜文”“嗜弈”并列之，自然不是贬义，大有褒奖之情味。何也？只因王季重“嗜钱”，却也懂得“花钱”。他的钱，不是自己用来过奢侈无度的生活，而是更多地用来资助他人，“谑庵先生既贵，其兄弟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余家，取给宦囊，大费供亿。”用自己所挣之钱，养了数十家的人口，可谓惠人矣。因之，时人对其评价，也颇中肯：“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钱极好。”大概，此亦是王季重敢于“钱不讳癖”的原因所在吧。
无独有偶，外国文化名人中也有“钱不讳癖”者，英国作家毛姆就是其一。
据说，毛姆是第一个敢于直言“写作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作家，实则，他也确实通过写作挣得了很多很多钱。
通过“写作”挣钱，渠道正，谈钱有何不可？更重要的是，毛姆花钱的渠道也正。
毛姆，爱华居，爱美食，也爱旅游、爱交际，所以，毛姆的钱，一部分就是用以购买豪华别墅、举办豪华宴会、到世界各地进行旅游等。但对于毛姆丰厚的金钱来说，此等种种花费，也只是他消费的一部分。他的金钱更大一部分却是用于其他。
如，用于资助他人——资助同类的作家，也资助朋友及身边的亲人。
他对走背运的作家很大方，不管老少，别人求他接济的时候，他经常匿名给予帮助。对非作家的朋友，毛姆也每每慷慨相助——囊中羞涩的朋友向他求援时，他总会寄去数目可观的支票。
做公益，献爱心，利社会。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募捐活动。而每有募捐，毛姆都会应声而捐。到底捐出了多少钱？大概毛姆自己也不清楚，当然，他也不想弄清楚——总之，数额是不菲的。
1946年，毛姆还设立了“毛姆文学奖”，以资助青年作家得主外出旅行，奖金为500英镑，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
由此可见，“钱不讳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不讳癖”，从个性上来说，彰显的是一人的正直和坦诚，坦荡荡，有君子之风；从钱“道”上来说，得之于一个“正”字：挣钱渠道正（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花钱渠道亦正。因为“正”，故而，无须“讳”。
因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上出现“钱不讳癖”之人越多，反倒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整个社会，坦诚、正直之人多了，挣钱、花钱的“道”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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