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古代的明君贤臣、黎民百姓，皆懂得“节用强国兴家，俭省修德养福”的道理。“治世之能臣”的曹操意识到“侈恶之大，俭为共德”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因此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在他的倡导下，不仅曹氏家族崇尚节俭，当时曹魏大多数官吏也都能够“布衣蔬食”、清忠清俭，从而改变了东汉以来奢侈靡靡的风气，形成了俭朴节约的社会风尚，出现了建安、黄初年间的“节俭之世”。
一
曹操节俭，衣食用度严于律己。《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卫凯在上书魏明帝奏折中也说：“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褥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造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他在告诫吏民及其家人的《内诫令》中也记载了自己的节俭生活：“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事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皮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也。”明确表示不喜欢装饰美丽的箱子，所用的是旧皮掺杂新皮制成的皮箱。遇到乱世没有皮箱，就用竹子做成方箱，用丝帛罩在外面，粗布做里，他觉得这样也很漂亮。这大概就是一种“朴素美”吧。曹操患有逆气病，发病时头痛欲裂，为缓解病痛，常要准备一盆凉水浸头。他原来用铜器盛水，但水放久了有铜臭气。后改用银制成的小方器，有人认为曹操喜欢银器，他听说后不惜将有益于治病的银器改为木器，以绝他人仿效之口实。由此看出曹操在带头俭朴这个问题上用心良苦。
曹操衣着随意。《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傅子》记载，汉末王公大臣，多用细绡制成的一种缣巾为幅巾，以显示高雅。而曹操因天下凶荒，财资乏匮，则用蔓草茎纤维制成的葛巾，裁制成帢。他还常穿有补丁的衣服。其《内诫令》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曹操这样的衣着打扮，显然与汉末盛行的奢侈之风格格不入，更不符合孔子所说的“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也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礼仪之规范。正是这简便的装束，不仅打破了汉末官吏在服饰器物用度方面的规章制度，体现了他节俭的生活作风，更张扬了他的通脱精神与“魏晋风度”。
曹操要求后宫吏民节俭朴素。他明确规定“后宫衣不锦绣，侍寝履不二采”，“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服饰规定。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不免有些偏执苛刻，但这表明曹操崇尚节俭的决心和态度。正因此，为曹魏时代开启了“衣不锦绣”的社会风气。
二
曹操还严格约束家人节俭。东汉时期，“香薰”和“以香藏衣著身”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时尚，文人士大夫竞相标榜，喜欢熏香。曹操的谋士荀彧，当时是尚书令，特别喜欢熏香，被人称为“熏香令”或“令君香”。据《襄阳记》记载，荀彧去别人家做客，那户人家就熏香三天，可见“熏香”习俗之风在当时的盛行。
曹操认为熏香是一种奢侈，有违背俭朴之道，故加以禁止。他在《内诫令》中作了具体的规定：以前天下刚安定时，曾禁止家里以香薰室。后来三个女儿同嫁于汉献帝，为她们熏了香，才破坏了规矩。为使此规定继续执行下去，再次宣布禁止熏香，且要求更严，即使把香放在衣内或带在身上也不准允。如果“房室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但有人据其《遗令》中“余香可兮与诸夫人”语，说他禁香不彻底，言过其实。唐人陆龟蒙《宫词》云：“魏武平生不好香，枫胶惠注洁宫房。可知遗令非前事，却有余熏在绣囊。”不过总的说来，曹操在节俭问题上做到这一步确不易，不必太苛刻要求古人。
曹操严格按规定办事，不论是谁，只要犯了“衣不锦绣”的禁令，就严加处置，即使是自己的亲属，也不宽恕。《三国志·崔琰传》裴注引《世语》:“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令，还家赐死。”这做得过分、残忍，但可见曹操倡导节俭的决心。
曹操军旅倥偬，杂事繁多，然也不忘节俭。《世说论语·捷悟》记载这样一件事：“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时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绕余。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椑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语。”在常人眼里数寸长的竹片毫无用处，而曹操却思考怎样废物利用。这从一个细微的侧面说明曹操处处注重节俭，物尽其用，不肯浪费。
在曹操节俭的言传身教下，其家人也都能节俭自律。其子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其子曹袞 “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絍，习为家人之事。”其夫人卞后起居用度，奉行节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又常以“国用不足”为由“减损御食，诸重银器物皆去。”“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性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罪加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在卞后的率先垂范影响下，后宫生活形成节俭风气，“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
三
曹操提倡婚丧简办。婚丧乃人生之大事，受儒家伦理学说的影响，东汉以来，人们习惯于大办大操婚丧，这既耗费人力，又浪费社会财富。曹操从节俭出发，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婚丧节俭。他以身作则，率先简办。《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傅子》说，曹操把嫁娶的奢侈无度和超越礼制视为必须革除的社会问题，要简办。他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嫁女于献帝为妃，彩礼嫁妆十分简朴，所用帷帐为黑色的，随从侍婢不过十人，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曹操禁厚葬，倡薄葬。汉代重礼制，厚葬之风盛行。王侯厚葬乃为当时的普遍现象，这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和长沙马王堆中的薄如蝉翼的大量绢丝陪葬品，即可见一斑。雅性节俭的曹操对其深恶痛绝，曾三次下令严禁厚葬，提倡薄葬，认为世俗丧葬之礼“繁而无益”，所以他生前对后事作了具体安排，预备了四季送终的衣服，分别盛放在题写春夏秋冬四个箱子里以示区别，并遗言“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操的这种行为为其后代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曹魏从公元220年至265年，历时46年，经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五帝，承曹操之遗令遗风，他们死后的葬礼之事皆节俭。其中文帝曹丕的态度，比曹操还要彻底坚决。他在黄初三年（222）十月所颁布的《营寿陵诏》中，针对古代丧葬制度及汉末存在的厚葬陋习，提出不建寝殿、园邑、神道，与山林浑然一体，丧事从简、薄殓等，表达节俭治丧、移风易俗的思想。并告诫后人不得改变他的遗嘱：“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死者有名，将不福汝。”这实际是申明自己继承贯彻执行曹操的节俭传统。所以，《晋书·礼志》说“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申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也。”
曹氏家族其他成员也遵守曹操终诰之制，节俭自律。曹植“遗令薄葬”，曹袞崇尚节俭，对己后事也有明确的安排：“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即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曹丕的妻子郭皇后以曹丕为榜样，管教亲戚遵法节俭。其外甥的母亲去世，欲厚葬起祠堂，郭皇后止之曰：“自丧礼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符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作为皇亲国戚奉行薄葬，这势必为朝中大臣树立了丧葬从俭的榜样。如司宫王观、光禄大夫徐宣、右将军徐晃、兖州刺史司马朗、豫州刺史贾逵等皆丧葬俭薄。
曹操针对汉末奢靡之风，训以节俭，抑制奢华，力图整顿奢华糜烂之风，采取了一系列节俭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加强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今天，物质文明可能引诱一部分人失去理性，不能严于律己而走向堕落，正如《礼记》所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目前那些走上犯罪道路的官吏就是被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物化”的结果。节俭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富裕的物质生活，保持高尚的节操。就此而论，身为魏王的曹操如此“雅性节俭”，很值得我们深思，从中悟出警示，以俭润德，节俭修身齐家，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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